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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如此。

    93年的风暴，7月的土地法令，以及后续的直到拿三以小农皇帝的身份上位，就是这一切的演化必然。

    当然，这是原本的历史。

    而现在，情况当然有所不同了。

    杜尔哥的改革，在这个时空，是在一定程度上成功了的。

    伏尔泰历史上因杜尔哥被免职而发出的【我的内心永远也不能平静】的感叹，只是叹息了一半。

    终究，是部分的成功，仍旧没有触动法国真正的土地问题。

    一方面，因为当年大顺的参战，使得法国打赢了一战，财政问题没有那么大。

    二来，大顺逼着英国取缔了保护主义，使得北美的农业发展大为加速，在75年灾荒的时候，法国手里既有钱，也有海外的廉价粮食。

    三来，大顺这边给予了法国一定的支持。

    治国理念、以史为鉴、大一统国家的政治问题、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商人的逐利性等等这些问题。

    因为大顺和法国的密切交流，使得杜尔哥并不是从高雷思、杨德旺这俩半吊子水平的留学生嘴里得到了大顺的政治运行情况。

    这些东西，说真的，读书人、书生，真的未必能理解，或者说理解的过于理想了。

    但是，杜尔哥的改革，扛过了75年，终究还是没有扛过88年的那场大旱灾。

    可谓是“昨日重现”了。

    粮食奇缺、囤积居奇、底层暴动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很快演化成了法国之前几乎没法理解的“全国性”问题——在这一点上，法国终究还是欠缺了一段漫长的统一国家的历史，也确实很难理解，什么叫全国性的问题，而不再是地方的、教区的、某块封地的区域性问题。

    某种程度上讲，法国的运气“挺差”的，刚搞了点国内统一市场、自由贸易的改革，就经历了一场“小冰期”气候——1783年的冰岛拉基火山喷发，持续性地影响了欧洲持续十年的气候、粮食收获等问题。

    而这些问题，又伴随着法国对于“国家”的理解不够深入，缺乏长久的真正的内部市场统一的经验，使得在应对囤积居奇、垄断投机、必需品操控物价等问题上，缺乏足够的应对手段。

    而另一重因素，则是因为东西方的交流、哥伦布美洲物种交换、大顺这边刘钰搞了牛痘天花、东方农业技术传入欧洲等等因素。

    使得法国人口从1700年的2000万不到，暴增到此时的2900万。

    这也使得法国出现了非常著名的【饥荒阴谋】：

    人口暴增。

    火山喷发导致气温变冷。

    再加上杜尔哥在这个时候，出台了自由贸易政策，并且胆肥到上来就敢拿粮食搞自由贸易。

    于是，整个法国，全都懵了。

    封建，是有封建道德的，是有一整套体系的。

    资本主义，是有资本主义的道德的。

    封建道德下，这个地区的粮食不够吃，是不准运走的。

    而资本主义道德下，或者自由贸易的道德下，市场的自由使投机者可以自由地向那些将以更多价格出售粮食的国家出口粮食，即使这意味着该国没有足够的粮食。

    【国际市场的自由贸易美德，取代了旧国家的道德义务】

    在旧制度时期，谷物是农民饮食的基础，粮食安全是国王与其人民之间关系的核心。因此，国王及其政府有责任规范粮食贸易，确保国家和地方的供需平衡。

    法国之前，有一整套复杂的、具备管控的、强制的，面包商法令细则。用来维系基本的面包价格。

    然而，十八世纪见证了自由的思想的发展，特别是将国家的经济角色掌握在市场手中的愿望。重农主义者在取消价格管制和取消贸易特权方面的理论希望是激活竞争，降低谷物价格并改善其分配。

    但是，这种转换如此之快，使得很多人不适应。

    不是说，自由贸易不好、资本主义不好。

    而是说，封建社会上千年、几百年，以史为鉴，一点点把各种遇到的问题给修补了。

    可以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但是，上千年、数百年的修修补补，最起码在面包价格问题上，是有一整套应对方式的。虽然不怎么强，甚至治标不治本，但是最起码有这个玩意儿。

    而杜尔哥搞这种改革，对可能发生的事，毫无经验，完全没法“以史为鉴”，更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修修补补、使之完善运行。

    历史，是阶级的斗争的历史。

    封建社会的斗争，造就了封建社会的一系列法度、政策，缓和矛盾。

    新时代的斗争，也自然会造就新时代的一系列法度、政策，缓和矛盾。

    历史，本来就是在斗争中发展的。

    不是说，念了个经，一下子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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