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5)-《小姨多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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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她头重脚轻地走出厕所,两个戴口罩的人朝她走来。她蹲在茅坑上的时间足够那个女人推测她是怎么回事了。那女人用多鹤完全不懂的话对戴口罩的人大声说着,一边指着多鹤。两个人走近了,才能看出男女。他们中的男人用音调奇怪的中国话说多鹤病得不轻,得跟他走。他们中的女人说车站医疗室不远,走几步就到。

    两人的眼睛在大口罩上面微笑。多鹤发现自己已经开始跟他们走了。

    医疗室的长椅上躺着哼哼唧唧的男人女人,还有两人躺在白色带轮子的床上。多鹤被带进来,戴口罩的女人对一个躺着的男人说了句什么。男人缩起腿,戴口罩的女人让多鹤坐在刚刚搁过男人赤脚的地方。多鹤刚坐下,那男人的脚又回来了,她只好坐在地上。

    戴口罩的女人从里屋拿来一根体温计,放在多鹤嘴里。这根体温计让多鹤安全起来。她到张家这些年,每次发烧,体温计就是一个手掌。小环或张俭的(过去是张站长或二孩妈的)手掌在她额头上按一按,体温就测出来了。自从离开代浪村,她的嘴还是第一次接触这冰凉的易碎的玻璃棍,她闭上眼,醉在那微辣的酒精气味里:那气味就是她对于铃木医生的记忆。戴口罩的男人这时走出来,翻开多鹤的眼皮,仔细地看,手指也像铃木医生那么轻盈灵巧。

    根据体温计的测量结果,她的体温不高,基本正常。戴口罩的女人是个护士,这时走上来,说是要抽血。她一边在多鹤胳膊上擦酒精、系胶皮管、扎针头,一边用她那一口总有点偏差的中国话告诉多鹤,正在流行的血吸虫病很厉害,从东边来的火车总会带来几个病重的。

    多鹤对他们的话不全懂,但猜出此地正流行某种可怕的疾病。她问护士什么叫血吸虫。

    护士看着她,好像没听懂。

    她想她的话有那么难懂吗?她会不会把句子讲颠倒了?她硬硬头皮又问了一次,这次换了一种句法。

    护士反问她是哪里人。

    多鹤不讲话了。

    护士抽了血,拿了一个硬皮夹子,上面铺着一张表格。她说这是病历,必须填写。要填的项目有:姓名、住址、家庭成员、婚姻状况……多鹤拿起笔,又放下。不知为什么,她哭起来。填什么也不准确。代浪村的家是多鹤唯一记住的住址。代浪村的人走上逃亡血路,从那一刻起,这些项目就没法填了。从那颗手榴弹落在妈妈、弟弟、妹妹身边之后,她怎么填写“家庭成员”?从张俭把她丢弃在江边礁石上,从她的乳房因为没人吮吸而胀成两只铁球,从她断了跟丫头之间的私密对话,她两臂间空着大孩二孩的位置,“家庭成员”四个字成了她最不想去读、最不愿去理解的四个字——四个中国、日本共用的字。

    女护士先站在她身边看她哭,过一会儿,她蹲下来,想从她两只捧住脸的手缝里找她的眼睛。再过一会儿,男医生来了,问她到底怎么了。

    躺在椅子上、床上的五个病人全停下了哼唧,听她哭。

    她哭得气也喘不上来,几次噎住了,一点声音也没有,医生和护士以为她哭完了,刚开口问她“家住哪里,有证件吗”?她一口气捌过来,疏通开,又接着哭下去。哭得她浑身筋骨疏开又抽紧,男医生两只焦虑颠动的脚,在她泪水淹没的视野里,成了一对不可认识的异物。

    她哭尽了最后一把力气,靠在椅子腿上。医生和护士小声嘀咕她什么,她不在乎,在乎她也听不懂。他们之间讲的话跟这里人一样,冒出许多陌生的滑音,完全不同于张俭和小环的中国话。

    他们改用先前的语言同她谈话:家里出了什么事?家里还有人吗?碰到坏人了?她的样子让他们怀疑她遭受了人身袭击。她是死里逃生逃出来的吗?她一定受了太大的刺激,他们理解她——谁受了过度的刺激都一时不愿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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